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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人的最初

不二小雪 2017-10-23

我出生的那个小乡村,像一只在荒原上流浪且瘦得皮包骨头的野狗。一座座矮小的茅草屋,歪歪扭扭地排列着。阳光明媚,树叶疯长,油菜花一年比一年芬香。一个夏天,知了爬上我家后院的老槐树上,聒噪地叫不停。我出生了,声音细长、嘹亮,一下子把知了的声音压下去。外婆描述我出生的情形,两只布满筋虬的手在半空中比划着,你当时太小了,只有一根黄筷长,全都是你妈妈一个人慢慢盘,慢慢盘,不知道吃了多少苦,才把你养活。她说得有点吃力,像是竭力地想掺和进来,帮妈妈使把劲。

在我四岁那年,我被寄养在外婆家,爸爸妈妈像打仗似的,东躲西藏地生第二胎。

外婆年轻时就守寡,一个人领着三个孩子,再加上家庭成分不好,艰辛可想而知。在外婆家的那些日子里,她每天早上都给我吃猪油拌饭,一老一少坐在门槛边,她喂一口,我吃一口。表姐总是准时地出现,像是掐准了时间似的,她长得又黑又瘦,如芦苇荡里霜打的芦杆,倚在门边,眼巴巴地看着。外婆见了不忍心,就让表姐坐在我旁边,一人一口地轮流着喂。

年关将近的时候,爸爸妈妈偷偷地潜回了外婆家,爸爸写得一手好字,某天中午在外婆家的西厢房里潇洒地挥着毛笔写对联,后来,不知谁跑来说一声,大队干部跑过来了!爸爸一惊,墨汁翻了一地,他叫我去找妈妈,自己敏捷地躲进了外婆家的粮仓里。我在一户磨豆腐的人家找到妈妈,妈妈正和一个女人在厨房里做着芝麻饼,芝麻的香味把着我的肠胃搅得有些痉挛,我拼命地咽了一下口水,细声地说了一声,大队干部来了!妈妈就立即被那个女人麻利地推进了靠着猪圈放柴禾的地方。

我出来没走多远,看见一群人颇有气势地朝我走来,我瞄着他们,和他们擦肩而过,走了几步,被他们从后面叫住,你娘老子呢!我先是沉默,然后用手指着一条小巷子,他们盯着我,互相嘀咕了一阵,像是掂量着消息的可靠性,然后加快脚步走进了那条小巷子。

弟弟终于出生了,这里面绝对有我的功劳。那天,他以一个新中国的合法公民的身份蜷缩在妈妈怀里,被人用门板从断垣残壁的墙头,抬进了屋子。老槐树上的知了似乎叫得更加欢快了。为了接受惩罚,家里仅有的稍微一张八仙桌被充了公,因交不齐罚款,爸爸被关进了生产队的黑房子。从家到大队部要一个小时,每天傍晚时分,夕阳憔悴不堪时,堂哥就在奶奶家盛上一碗饭,上面反扣着一个碗,用毛巾扎着,提在手里,去给爸爸送饭。一个夏天过后,爸爸回到了家里,因受尽了蚊虫了折磨,瘦得不像个人样,但一切总算平静下来。

我渐渐长大,越来越感觉乡村得了一种病,这种病就是穷。我家和大伯家两家争吵不断,不知道为什么吵,似乎日子只有吵,还能持续下去。妈妈和大妈遇到一起,就像两只火鸡,谁也不让谁,爸爸和大伯也很快被卷进去,最后是爷爷。爷爷从我记事时,就是一条腿,另一条腿的裤筒空空的折起来,塞在勒住裤子的粗布条里。他一生所做的事情,就是两件事,一是训人,一是打麻将。

他看不惯大伯和大妈一觉睡到太阳爬到窑顶还不起床,就用拐杖,对他们的大门一顿狂敲。大妈披着头发打开门,和爷爷对骂了两句,爷爷更加得火冒三丈,用拐杖抚摸了一下大妈的脑门子,大妈就毫不客气地推了一下爷爷,爷爷倒在地上,大妈就像肆无忌惮起来。大伯听到动静,穿了个裤衩出来,一下子把大妈拉开,大妈又和大伯在屋子里打了起来。这时,爸爸妈妈往往站在篱笆处,出神地看着,脸上的表情不停地变换着。

到了上小学的时候,妈妈给我买了一个军黄色的小书包,教室里没有凳子,我把家里唯一的一张小椅子带到了学校里。学校离家绕过几块田,再绕过一个大堤和一片茶场就到了。每天上学,妈妈就把我交给了堂哥。我出门的时候,往往就是爷爷出门去外村打麻将的时间。哥哥让我走在他的前面,手里拿着一根刚从树上折下还冒着绿汁的树枝,只要我稍走慢一点,就对我的头敲一下。到了学校门口,他就扔掉那根树枝,规规矩矩地向教室走去。在学校,我和他的表现悬殊很大,我是红旗手,肩膀上有二条杠。他是个体育健将,很擅长长跑,但老师们明显地对他这个长项不太满足,学校的广播里经常通报着他违反小学生行为规范的光荣事迹,我经常看见他被罚站在教室外边,头低着,毫无表情。但每次到了放学的时候,就严肃地告诫我,不许我把他在学校里受罚的事情透露给大人,否则就让我好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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