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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居正和海瑞是代表中华文明的“双子星座”

张关林 2017-10-30

明朝是个中国文化内涵极其丰富的朝代。文化内涵的一个重要维度——文官的作用,几乎发挥到极致,大有现代内阁政府的味道。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,国家机器居然能正常运转,说明皇帝几乎蜕变为一种权力象征了。而中国精英阶层的最高理想——“修齐治平”的水平,也在那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。张居正和海瑞就是这个理想的“双子星座”。

“修身,齐家,治国,平天下”,是儒家对士人的最高要求。“修齐治平”其实是两个层面:修身与治国——“修身”是指根据儒家标准培育自身的道德素养和能力,属于个人修养层面;然后把个人的德才应用到治理国家上,这是济世层面。这两个层面实际上就是王阳明“知行合一”论的“知”和“行”。修身相当于“知”的增进,治国显然就是“知”的实践——“行”!

文化革命使海瑞的大名在中国家喻户晓,因为文革始作俑者是姚文元的《评新编历史剧“海瑞罢官”》。海瑞出名的最大原因是他敢骂皇帝!古代官员食君之禄,忠君之事,乃是常识,连“不敬”都是重大罪名,遑论“骂”君!海瑞为什么敢做这种违背常理的事呢?因为他实实在在地信奉了儒家的教导: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。皇帝的行为如果不利于民,不利于社稷,那么批判(俗称“骂”)皇帝在理论上显然是“修齐治平”的必然内容。海瑞的修身已经炉火纯青,能做到生活起居,一言一行,对人对己都不离圣贤教诲。他为人一丝不苟,只问应该不应该,不问结果。比如明朝官员人人都有灰色收入,因为如果光靠俸禄,连温饱都难。所以海瑞在母亲七十岁生日时,买了点肉,居然成了全国官场的爆炸新闻:“海瑞吃肉啦!”可见这位淳安知县的生活之清苦。在他心中,道德丰碑巍然高耸,是非曲折一清二楚,心中无所畏惧,所以他批判皇帝的不良行为,完全顺理成章,是儒家教义的伟大实践,是“君为轻”,“文死谏”的具体落实。海瑞当然不是冲动莽撞,他开骂之前,先遣散家人,并为自己准备好棺材,这是充分理性的行为!——正因为不是冲动,所以我们对海瑞的行为更加肃然起敬!

但是,海瑞所代表的仁人志士,自我修炼基本限于修身层面,没有进入更重要的济世治国层面。他们的“知”仅仅结合于个人的“行”,没有进一步结合于作为政治家的“行”。“修齐治平”的根本目的是治国: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,先治其国;欲治其国者,先齐其家;欲齐其家者,先修其身……”。可见,对政治家而言,修身是手段,不是目的,目的是治国平天下——为国人造福!有些人把修身手段当作目的,于是历史上经常出现一种令人扼腕的反差:耿直无私,匡正时弊,舍得一身剐,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道德形象可谓巍然高耸,但盛名之下,却没有与之相付、同样令人仰视的事功!换句话说,我们现在之所以知道海瑞的大名,纯粹是因为他恪守圣训、“绝不苟且”的杰出“修身”成果,而不是因为他的治国事功。

修身不是治国的充要条件,两者是必要条件关系。换句话说,修身成功不一定必然导致成功治国。修身与治国之间,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,就是获得权力!但如何获得权力,却不是修身的内容。这是另一门与修身无关的学问,而且往往与修身原则相悖。这涉及到个人素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——“适变”能力,即根据具体环境设计能让自己获得权力的处事方式。

同适变能力相比,“修身”相对简单一些,只需要意志力,不需要分析变通,因为答案都是现成的。但获得权力的途径却没有现成方案,只有一个大原则:设法扫清高升途中的障碍!在仕途上,如果你一味秉承修身原则行事,那么四处碰壁,不待人见,升职艰难,完全是正常的结果,因为修身诉诸道义,而仕途行事却诉诸利益原则。道义与利益是不相容的,所以要获得权力,必须改变修身原则,学会适变。

而海瑞把修身原则应用于仕途,虽然其道德形象振聋发聩,千古流芳,但却仕途蹇涩,无法获得权力来伸张其可能有的治国雄志。——所以说,海瑞现象的弊端是他始终停留在修身层面。

张居正则完全相反。我们现在之所以知道张居正的大名,是因为他的治国事功!从历史大局看,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、隋唐革新之后直至近代,影响最为深远、最为成功的改革。张居正改革的影响,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、力挽狂澜,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,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种矛盾,延长了明朝的国祚;还表现在一举扭转积重难返的财政危机,弼成万历初年之治,为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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